余福洲 文/摄
战国时我们桂林这个地方是越人地区，这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在行政上是否划归属楚。新版的桂林地方通史引用元代马瑞临《文献通考》的一个判断：“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引文原有省略号)，于是据此认为“桂东北地区战国时已是楚国的辖区”。广西史家蒋廷瑜先生在他的《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一文中也有同样的引文，但所作的结论比较灵活，他认为“楚国南界实际已越过南岭山脉，很可能沿湘江而上进入漓水流域，即桂江上游”，也就是今平乐、荔浦一带，他用了“很可能”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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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的记载
蒋廷瑜先生说“很可能”，是史家对史料认识比较谨慎的态度。
蒋先生认为“很可能”，因为元代之前的史籍已经对我们桂林这个地方是否有行政归属有所表达。唐的《通典》和《元和郡县志》记述始安、桂州为“地处楚越之交，七国时服于楚”;北宋的《太平寰宇记》也记“春秋时越地，七国时服于楚，战国时为楚越之交境”，南宋的《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都是这样的记述，都没有战国时荔浦以北已经是楚的行政辖区的说法。
史籍记载“楚越之交”或“楚越之交境”应该是一个意思，就是楚与越交会的地方。史籍记载的“服于楚”好理解，“服”，臣服，地方势力对强力集权意志的承认服从。比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灭越国，越人四散，族属子孙争相自立，有的称君，有的称王，但都“服朝于楚”，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以为有个“服”就有行政归属含义，在理解上是欠缺的。
楚国是秦统一前已经有较完整郡县的国家。有郡县就有分界，那时的楚南部的三个县零陵、苍梧、洮阳自有县界。最新考古出土的里耶秦简表明楚最南境已经置有零陵县，秦灭楚后基本保留楚的郡县，司马迁《史记·艺文志》记有秦印“零陵令信”，表明秦代零陵县的存在。零陵有县令，就有行政管辖，也就有县界;史界基本认为零陵的南界在越城岭一带，加上史籍并没有零陵县的南界划到荔浦的记载，因此我们不能随便说荔浦以北是属于楚的。战国时楚曾经强盛一时，而岭之南还没有国家，弱小的越人部族是有的;这些部族面对行政势力抵达零陵、苍梧、洮阳的强大的楚国，只能表示“服于楚”。
唐宋史籍“楚越之交”、“服于楚”的看法一直延续到清代，清史家嵇璜的《清文献通考·舆地考·广西省》记战国“盖以五岭为荆扬之南限，其萌渚、越城二岭与广接壤，故广西自全州、灌阳县及兴安以南，实在古荆州之外”，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战国时全州、灌阳、兴安以南与古荆州楚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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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半隙地”
战国时越城岭以南不在楚的行政范围里，又没有国家概念，那么岭以南我们桂林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域?这一点可以从国家疆界形成的历史来求得认识。史家周振鹤、李晓杰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告诉我们，商周虽为国，但在其周围有许许多多大小部族，称“万国”。那时没有疆界概念，部落居住地人口集中，周围是广大的狩猎区，之外是与其他部落相隔的森林沼泽无人区，所以在商周产生了“郊”“牧”“野”的概念。
到春秋时期，国与国的分界虽有，但不是很明确，国之间是大片荒野，可自由通行。所以春秋中期秦国攻郑国，可以自由通过晋、周两国的荒野，无人知晓，不料偶遇郑国的牛皮商弦高，秦军以为郑国已经防备，于是打道回国。那时列国之间有大量无主荒地，是各个封国的缓冲之地，称为“隙地”。到了战国，疆界概念才明确起来，基本上以大河、山岭为界，于是各国互相略地，扩大疆域。
到战国楚秦，尽管国与国的疆界已经明确，但是强力集权国家与边远蛮夷、部族的边界不一定是明确的，仍然有大片的“隙地”。比如秦汉与北方匈奴以阴山为界，为了控制边界，秦汉大量移民“实边”，但是阴山以北的匈奴区域还有大片无人“隙地”，所以卫青、霍去病可以很容易地越界征伐。同样秦汉与西南夷、百越也有大片交会的“隙地”。
因此，战国时楚以越城岭为界(也可能到大溶江、清水河一线)，而岭以南正好有大片荒野，那些散居的弱小的越人部族只能以“服于楚”来作为取得安全的保障。所以，我的看法是，岭之南人稀荒芜，有越人部族聚居，有极少量的农田开垦，可以称之为“半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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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墓南移与文化南移
之所以有人认为战国时期的桂林属楚管辖，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桂林南部的平乐一带发现了许多古墓，多数是两汉至两晋的，但有百余座是战国墓。战国古墓出土青铜器三百多件，广西史家蒋廷瑜先生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之物，其中最珍贵的是刻有“江鱼”(古巴陵)和“孱陵”(古武陵)地名的青铜戈、矛两件，蒋先生推测可能为秦南征在那里发生战事留下来的。
平乐战国古墓出土的越式青铜鼎平乐出土的这些青铜器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1.从形制来看大部分是中原传入之物，或受中原青铜器形制影响。2.其中有一部分越式青铜器，不一定是岭南越人制造;据湖南考古资料，春秋时期洞庭湖南北都是越人地区，已经有不少越式青铜器物出土，战国时越人区域向南扩展，湖南南部的越人墓也有越式青铜器物出土，现今在平乐出土的越式器物甚至与广西南部和广东的越人墓出土的越式器物基本一样，这表明越人区域的广大与越人文化的共通性。3.文化影响是超越地理因素的，不能因为文化影响的到达就认为行政势力也必定到达，这是两回事，否则柳州以南的越人墓葬出土有越式青铜器物，广东都有战国越式青铜器出土，就都可以说行政区划归属于楚国了。4.即使平乐古墓出土“江鱼”戈、“孱陵”矛，也不能就说明平乐一带发生过秦越大战，这样的推测明显依据不足;比如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战国墓出土了越王勾践青铜剑，就不能说明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打到了楚国。那个时候文化器物以多种方式流传已是常态，只是背景情况已经模糊罢了。
笔者看了学者祝诣博的《楚与两广之越关系初探》一文，作者就以春秋到战国楚地的楚墓考古出土作依据，指出楚文化逐步南移与其影响向两广扩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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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马瑞临到底是怎么说的
元代马瑞临到底是怎么说的，必须看一下他的原句。
马瑞临是元代著名的史家，他的《文献通考》是史界公认的一部重要著作，记载桂林的部分出现在他的《文献通考·輿地考·静江府》中，完整的原句是这样的：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秦为桂林郡地。两汉属零陵、苍梧二郡。吴分置始安郡。晋因之。宋改始安为始建国，齐复为始安郡。梁置桂州。隋平陈，置总管府。炀帝初，府废，复置始安郡。有越城岭，今谓之临源岭，即五岭之一。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
马瑞临记述战国及两汉后桂林区划变化的完整的原句第一句“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表明马瑞临继承的正是唐宋史籍的观点。第二句“两汉属零陵、苍梧二郡”至“隋平陈，置总管府”，表明的是到汉武帝置零陵郡始安县桂林才有正式的行政区划，也才有属楚的状况，也才有“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的郡、县界的出现。很明显，元人马瑞临所指的“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是汉武帝后的产物，也就是零陵郡属楚，零陵郡南的苍梧郡为越而分属南北行政管辖的区别，绝不是战国时的状况。马瑞临的这一原句是连贯的不能割裂的，中间部分是不能用省略号的。知道了原句，也就可以知道马瑞临的真实意思，他哪里说桂东北地区是楚国的辖区?
既然马瑞临原文没有那么说，马瑞临之前之后的史籍也没有那么说，那为什么今人引用元人马瑞临文字就认为战国时桂林以荔浦为界属于楚呢?那是因为我们偏偏把中间句省略了，只将头与尾衔接起来，割裂了整段文意，可以说是断章取义，而如此断章取义，那真正是史学研究的大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