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东
我是1937年出生的，1944年日本鬼子逼近桂林，我们避难到了贵阳，举目无亲，白天捡街上人们丢弃的食品，拽起衣角抹抹就啃，晚上待店铺关门后，在门前的屋檐下缩成一团而息。
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难之际，贵州省民政当局响应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等人发起的拯救战火下儿童的倡议，在难民救济总署的资助下，贵州省烽火摇篮之一贵阳难民儿童收容所在贵阳市六广门外的一所小学诞生了，14岁的姐姐牵着7岁的我和4岁的妹妹走进了难民儿童收容所。
一天凌晨天还没亮，一阵急促的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不耐烦地埋怨说：“哪个天不亮就吹叫叫，把我的瞌睡都吵醒了……”话未讲完，就听到熟悉的老师的声音：“娃儿，起床咯，收容所要搬家了，各人把自己的铺盖搂上车当坐垫。”我上了两辆货车中的一辆。
那时，汽车不烧油，老师说：“洋油贵烧不起，只有烧木炭。”难怪驾驶室顶棚放着一筐筐木炭，驾驶室旁边耸立一个燃烧罐，汽车靠蒸汽发动机行驶，司机的助手不在驾驶室内，而是拿着摇柄和三角木在外面跟着走，遇到汽车熄火了助手马上用摇柄发动。
贵州山多坡多，为了减轻汽车的负担，遇到上坡时，老师和大哥哥大姐姐跳下车一起推车，司机的助手则跟在后面，汽车每前进一步，他赶忙用三角木塞住后轮，避免后退，上完坡大家才爬上车溜坡。从贵阳到近在咫尺的湄潭，走了一天。
第三天太阳落山了，汽车好不容易来到桐梓县元田坝。带队的老师指着山坡上的寺庙对我们说：“那三座寺就是我们的新家，我们到家了，不走了!”
在三座寺安家不久，根据上级指示，难民儿童收容所改名为桐梓育幼院，成为全国53所保育院的一所。由于由收变育，所以我们难民仔开始有书读了。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劳动。
回忆在桐梓育幼院的情况，包谷、蚊子、虱子这三多，我不会忘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根据救济总署各战时保育院儿童必须遣返原籍的指示，1946年春，我回到了桂林的广西省立第一育幼院。
那时的桂林，是广西省会，省立第一育幼院坐落在西山脚下，有像样的教室和宿舍，有礼堂和操场，显然比贵州在山上的桐梓育幼院条件好得多，但我也不会忘记西山脚下育幼院的“三打”。
这“一打”就是吃饭打冲锋，“二打”就是睡觉打郎当，第“三打”就是生病打摆子(疟疾)。此外，我还经历了“三难”，差点没命。
伟大的导师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70年来，我从未忘记自己在两所育幼院的苦难，更不会忘记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是如何受欺负的，因此格外珍惜今天幸福生活。
(本文作者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桂林联谊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