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记者 张弘）杨先让是徐悲鸿的学生，在他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于是，最早成书于2000年的《徐悲鸿》，一版再版。到2018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 每一版都有新增加的内容。
杨先让先生近照 记者张弘 摄4月12日，杨先生在桂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徐悲鸿先生与桂林，乃至与广西师范大学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那一年，徐先生从南京来到广西南宁，后在桂林、阳朔写生，开始了与桂林的情缘。徐悲鸿先生在桂林期间，不仅创作了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漓江春雨》等名作，更是积极发展以抗日救亡为目的的美术运动，筹建桂林美术学院，推动桂林美术教育。1938年，位于独秀峰附近的桂林美院新楼建成，并举办了影响广西美术事业发展的“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进修班”。可以说，在桂林的这一段时间，是徐悲鸿艺术生涯的一个关键时期。徐悲鸿先生的个人创作和美术实践，对桂林、广西乃至中国的艺术发展都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
“我们常常在背后这么说，中国的文化从孔夫子那儿开始，经屈原、李白到了鲁迅，我们美术界有一个徐悲鸿，戏剧界有一个梅兰芳，文学界有一个鲁迅，这不是我们的骄傲吗?所以我感觉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能和徐院长接上气，是值得骄傲的。徐悲鸿是美术界的勇士，他到西方发展大本营——— 法国取经。当然了，他取来的是写实主义，我们今天很好理解这个事情，直到现在，我们的学校不还是沿着徐悲鸿的路子在走吗?”杨先生坦言。
《漓江春雨》徐悲鸿作在本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因家境贫困而不得不与父亲游走他乡，以替人写春联、刻章、画山水和肖像为生。父亲去世后，他独闯上海滩，四处碰壁、几近绝望时，得到贵人相助，结识了康有为、陈三立等人，甚至有机会东渡日本学习，眼界大开，画艺精进。在上海，他还与蒋碧微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1918年，徐悲鸿携蒋碧微奔赴北京，结识胡适、鲁迅、黄宾虹、陈师曾等社会名流，并获得留学欧洲名额，远赴法国。从1919年到1926年，留学欧洲八年间，徐悲鸿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经典艺术作品，努力攻克西方绘画的造型理论问题，沉浸于写生、创作之中，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而生活的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亲赴新加坡办展卖画，以养家糊口。1927年，徐悲鸿甫一归国，即投入到艺术教育中，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上海、北平、天津、广西、重庆等地之间，一面挖掘培养艺术人才，一面专注收藏古今画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甚至以举办义卖画展的形式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不畏强权，以艺术家的力量救国于水火之中。在当时，美术界对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传统与创新都存有不同的见解，倡导革新的徐悲鸿时常陷入“论战”之中。如今，徐悲鸿的“马“已成为经典，《愚公移山》《九方皋》等创作也成为绝唱，他开创的美术教育体系业已成为典范——— 时间证明了一切。同时，书中也披露了徐悲鸿与蒋碧微、廖静文的爱情，与孙多慈暧昧不清的师生情，揭开了徐悲鸿跌宕坎坷的感情世界。
学生记忆里老院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院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
十九岁的徐悲鸿在上海(资料图片)在杨先让看来，他写徐悲鸿“最厉害的地方”是写了徐悲鸿的三个女人，“这是从来没有人敢写的”。但写完了，这本书能不能出，就必须得征求活着的人的同意，这个人就是廖静文。谈起往事，他说：“当时，我拿着书去找廖静文，书在她那里压了一个月后，她对我说：‘先让，很多事我也不知道，我 那 时 候 太 年轻。’这就算是通过了。”
对于徐悲鸿的三个女人，杨先让评价说：“蒋碧微是大家闺秀。他们两个相爱最后分开，我觉得都是天意，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同，年轻时恋爱恋得火热与最后结婚过日子是两码事。”“孙多慈是弄假成真的。因为徐悲鸿，孙多慈这辈子苦极了，始终闷闷不乐，始终想着徐悲鸿，最后在台湾得癌症去世。实际上，她是个天才，当年给徐悲鸿做学生时，徐悲鸿给她的素描打100分。我的天，那可是美术打分啊。”“后来徐悲鸿遇到廖静文，是招研究员，也是给她打了100分，而且这份100分的卷子，徐悲鸿始终收在箱子里。有一次，朋友在家里谈散文，他还称这是‘最好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