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眼中的“培训班”
——细数桂林课外教育培训发展史
桂林日报记者 秦紫霞 李慧敏
上世纪80年代初桂林市少年宫的书法教学。 (资料图片)“70后”眼中的培训班：童年几乎都是玩免费补习在学校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对于儿时的教育培训，1973年出生的刘春霞告诉记者，《童年》这首歌曲唱的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孩子的真实写照。
“从1950年就开始有少年宫了，不过我周围的同学们几乎都没去过。那时候能上少年宫的孩子很少很少，除非很有天赋的特长生，会被学校或者老师写推荐信去参加少年宫合唱团，如果周末被父母送去少年宫上个兴趣班，是非常有面子的事。大部分人都是回家写完作业就在院子里、街上到处玩。”刘春霞说，她小时候家就住在民主小学对面，每天都是赶着铃声上学，再踩着铃声和小伙伴们到文昌桥附近玩耍。“课业的压力比较小，大家对升学什么的也没什么想法，很单纯。那些喜欢看书的孩子已经算很厉害的了。”刘春霞回忆说，一直到小学最后一个学期，快升初中的时候，学校才组织各班进行“晚自习”，是她童年时期的唯一一次补习和“培训”“那时候升初中是一件大事，补习和培训全是免费的，就是每天晚上留下两节课的时间，老师到班上帮同学们解答一些问题，复习一些内容。”刘春霞说。
在采访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市民都表示，在课业压力和升学压力不算大的年代，自己的童年并没有经历过兴趣班和培训班，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不过，那个年代的孩子长大后自己也当上了家长，有很多积极地将自己的孩子送入了“兴趣班”，以弥补自己当年没有经历过兴趣班的遗憾。“我现在也进入中年了，回过头来看看，虽然觉得自己没学过什么特长也没什么不好，但总觉得现在有条件了，还是要给孩子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市一家事业单位的李倩女士告诉记者，她曾经为儿子报过5个兴趣班，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丰富”的童年。
“80后”眼中的培训班：少年宫“最火” 私人家教渐走俏
“我小时候，周围的孩子几乎一半以上周末都是在少年宫度过的。我自己就参加了3个班：英语、声乐和书法。”今年29岁的市民覃琴每次经过少年宫，都能回忆起从前在少年宫参加兴趣班的情景。覃琴说，1995年到2005年是少年宫等公立教育培训机构最火爆的时期。最火的时候，每个兴趣班都一位难求。“那时候外面的业余培训班也寥寥无几，少年宫每年报名的时候，各个班都是排着长长队伍的。那时候最火的应该是英语和声乐，要早早去排队。我还记得有一年，排队的人好多，老师只好按班级名额上限数，数完了就让后面的人都别排队了，说不收了。刚好我是最后一个。”覃琴说，至今都不能忘记那个场景。“那时候报兴趣班几乎都是家长决定的，他们并不会以你的兴趣为主，比如那时候英语班算是比较流行的，但我天生不喜欢英语，却被逼着学到小学四年级。我妈常常在各种朋友聚会上让我唱英文歌，她每次都觉得特别有面子。”覃琴告诉记者。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市的公立兴趣培训机构逐渐火热。2000年开始，我市各城区的公立兴趣培训机构渐渐成立并发展壮大起来。“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算是成立比较早的，在2003年成立，其他的大多在2006年左右成立。说实话，刚开始时很多家长也并不接受，还是愿意去少年宫，但渐渐地人气也开始旺了。”我市某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那时候家长们对于孩子的培训大部分集中在兴趣或者专长的培养。而与此同时，私人补习和奥数等培训班，也渐渐开始显露头角。
“我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开始参加奥数班的。那时候想进这个班不容易，大部分都是班上的尖子生，我们那个班上数学成绩最好的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呢。”榕湖小学毕业的市民邓佳佳告诉记者。那时候专门的私人培训机构还很少，开奥数、新概念英语等培训班的多数是退休教师或在职教师，收费也并不贵，多数是为了培优。
图为参加少年宫培训班的孩子正在进行民族乐器表演。(资料图片)“90后”眼中的培训班：学校组织是主流课外补习渐成风潮
“我是1992年生的，1999年上小学，2005年上初中，2008年上高中。”如今已经参加工作的肖婷婷将自己的学习经历一一道来“我算是同学里补课比较少的，只有高三的时候补习了数学，其他时候都是学校统一组织补课，但当时已经有同学找家教同时补习好几门课了。”
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学校，无论公立、私立，基本上都会在下午放学后组织补课，补习的内容就是语数英三科，任课老师负责上课，有时是测验，有时就是正式上课。“学校会收补课费，具体多少我也记不住了，反正比起去外面找人补要便宜多了。”肖婷婷说，“但后来，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教育局不允许学校有偿补课了。学校不再补课后，学生们开始自己在校外找家教、找培训机构。
“我还记得，小学时学校附近新开设了一家少年活动中心，什么培训班都有，乐器、书法、作文、奥数等等。在我们班里突然就掀起了一阵上兴趣班的风潮，我上过一个学期的作文班，现在想想感觉挺糊弄人的。”她说，虽然许多人都补课、上兴趣班，但她却不以为然，“高中班里前三名的学霸都从来不上兴趣班，排名总是无法撼动。反倒是我们这种不上不下的，心里比较着急，就会去补习一些弱科。”
“总的来说，我那个年代应该是课外补习班逐渐变火的一个转折点吧。因为，一方面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很重视成绩，另一方面教育部门政策收紧，公立学校已经不能再有偿补课，所以我中学的那几年，桂林的培训班、家教应该发展得很快。”肖婷婷说。
“我觉得2008年到2010年是桂林教育培训机构最‘疯狂’的时期，那几年只要随便找一间几十平米的房子、开一个补习班都能挣钱，培训机构的数量像雨后春笋一般急剧增多。”桂林市百瑞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宋李文告诉记者，这背后除了政府部门对学校有偿补课的限制，家长们开始蜂拥追求民办“名校”、“贵族学校”也为这股补习热增加了几分热度。
如今的教育培训机构正呈现小班化、企业化经营的趋势。 记者秦紫霞 李慧敏 摄“00后”眼中的培训班：被裹挟在全民补习的“洪流”之中
“我也不想补啊，但是我也没办法。”刚刚上初二，小瑞就已经有了丰富的教育培训经历，“最多的时候同时要上古筝、舞蹈、跆拳道，还有英语、数学。补数学因为自己的成绩不是很好，上英语课是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在上外教课练习口语，上其他的课就是因为有意思，而且可以多掌握一些技能。不过我现在已经不上乐器、舞蹈这些兴趣班了，马上就要上初三了，没那么多时间。”
“这些班是我自己想要去报名的，父母没有强迫我，我就是自己想去。班里同学都在补习，甚至半个班的同学都在同一个机构、同一个老师那里上课，我不想被别人超过。同学之间谈论的话题也有很多是关于补课、学乐器的。”小瑞告诉记者，如果一个同学没上过教育培训、兴趣班，在班里反倒是异类。
2010年前后，桂林的教育培训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上百所培训机构仿佛在一夜间便林立在桂林的大街小巷，同时也伴生了许多乱象。几年之后市场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几年由于培训机构越来越多，相互之间开始竞争，一些资金不够雄厚的培训机构渐渐被大的培训机构兼并或者消失。而现在补习班也有做小、做精的趋势，不再像几年前那样，一个教室里浩浩荡荡坐着好几十个人。”宋李文说。
一场名为“补习”的战争依旧在继续
“1977年中国开始恢复高考。四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一直在变革，家长们的教育观念也一直在变化，与课内教育相伴相生的课外补习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政府办、学校办逐渐走到现在的社会办、私人办，社会上的教育培训机构逐渐从‘游击队’发展成为了‘正规军’，学生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我认为，未来随着家长、学生对教育更加重视，以及对孩子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愿意参与培训的学生会越来越多，整个培训市场将越来越繁荣。”我市某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负责人说道。
据新东方发布的《2014中国基础教育白皮书》教育行业篇内容，中国课外辅导市场规模已达到惊人的6502亿元人民币，这背后是无数家长的升学焦虑感。“如果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有真正均等的入学机会。我相信每个家长都会愿意让孩子轻松些，只不过目前的社会趋势就是如此。”市民王莉的孩子属于“10后”，今年9月就要上小学了，她对“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十分鄙视，但却一直在为自己的儿子“加压”，他的儿子幼儿园就开始上珠心算、幼儿英语的培训班。“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知道竞争有多残酷。我自己就因为高考没考上复读过一年，我真不想我的孩子以后会如此。”王莉坦言，自己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侄子小智已经在私立教育机构里补习了一年半的英语，为的就是在以后的竞争中获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