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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近视呈低龄化趋势，估计目前全国近视中小学生超过1亿
学生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电子产品滥用，是近视高发重要原因
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日前，教育奋进之笔“1+1”系列发布采访活动走进湖北，记者获悉，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与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视力不良率高达45.71%、74.36%、83.28%、86.36%。估计目前全国近视中小学生超过1亿，近视率排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前列。“不仅如此，我国未成年人近视越来越呈低龄化趋势，而且农村学生近视率快速上升，已开始超过城市。”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说。
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导致近视高发的原因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等多重因素，降低近视率，真能做到吗？一些地方的有益尝试，让大家看到了曙光。据悉，武汉市92所重点监测学校监测数据显示：学生标准化视力低下率已从2014年的50.83%下降至2017年的45.45%，实现“三连降”。
“人海战术”控近视，人从哪来？
“我负责帮同学查视力，视力‘闯关’成功，还可以积分兑奖呢！”10月30日上午，在武汉市红领巾学校的视功能室，记者看到六年级学生俞子茜，正坐在一台白色的小机器前，熟练地操纵设备。这台智能化的视力检测设备，可以让孩子在“视防员”指导下自测视力。全校所有孩子的视力数据，则通过这台设备自动录入智能化系统，进入大数据的海洋，成为班级、学校乃至全市近视防控的数据基础。
“我是校级‘视防员’，每个班还有两个班级‘视防员’，协助班主任课间提醒大家去操场运动或远眺，指导大家用正确姿势做眼保健操等。” 俞子茜说。学校大操场上，二年级的小朋友正在快乐地进行体育活动，体育器材是少见的“穿梭拉拉球”、回旋镖、彩带飞盘等，都能让孩子在运动中锻炼眼肌。
“我女儿已经上五年级了，现在双眼视力都是1.2，真的让我很欣慰。学校每学期都由班主任召开几次专题家长会，介绍近视防控知识，要求家长监督孩子少用电子产品、多去户外活动。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基本不超过15分钟，看电视不超过半小时，已经形成习惯。”红领巾学校学生家长罗敏说。
武汉作为全国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示范区，通过10年努力，已建立起一支由专业机构指导、提供技术支持，由学生、老师、校长、家长、医生构成的立体化专兼职“视防”队伍，形成“群防群治”的强大网络。
“近视的发生，除了极少数遗传因素，更多和行为习惯有关。学生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电子产品滥用，是目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防控近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武汉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历阳教授说。
在中小学生近视率“三连降”的山东省，自2010年以来，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基层防治人员、教师3000多人，培训校医及健康指导老师3300多人，举办家长报告会100多场，参加人员6.5万人次。
专业机构做支撑，钱往哪里投？
“我有一次带女儿来汉口，偶然赶上‘视防中心’做公益活动，带两个女儿一检测，孩子裸眼视力都正常，我本来挺高兴，但专家告诉我，两个女儿的‘储备值’不足，将来一定会近视，要立刻开始科学防控。我按专家指点，平时注意灯光、孩子坐姿等，经常让孩子打乒乓球，还定期带女儿来‘视防中心’检查和治疗，4年过去，女儿近视发展非常缓慢，专家跟踪指导完全是免费的。”初中生家长沈幼纯感激地说。
她口中的“视防中心”，全名叫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各中小学的“视防”队伍实际是在其专业指导下工作，有关仪器设备、大数据信息采集和智能预警系统也是由其研发。中心主任杨莉华是武汉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推动者。“救救孩子的眼睛吧！”2005年武汉市两会上，时任武汉市政协委员的杨莉华发出这一呼吁，并联合10多名委员提交了《关心青少年视力健康，创建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基地》的提案。这一提案引起武汉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专业指导，教育、卫生、学校、家庭、全社会参与的综合管理服务体系。“近视防控，如果完全由政府来做，人力物力投入太大，难以实现；如果交由企业来做，很可能‘变味’。我们武汉视防是政府主导下成立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政府‘养事’不‘养人’，由专业人做专业事，成本较低，运作高效。”杨莉华说。
经过10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武汉视防不仅建起了深入学校、家庭的庞大“视防”队伍，建立了全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档案数据库，开展了广泛的科普宣传，而且逐渐摸索出让中小学生“不近视、迟近视、慢近视、低近视”的科学路径。山东、黑龙江、江苏、河北等地也设立了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控机构，构建起近视防控网络。
“我们也走过弯路，曾把近视高危人群、已近视人群作为近视控制重点，但事倍功半。因为近视一旦发生，基本不可逆。所以，现在我们将‘防’放在首位，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十分明显。” 杨莉华说。总结经验教训，她认为，近视防控的“痛点”是不良的社会环境、用人观和学业压力，“难点”在于家长“重治轻防”的错误认知，“重点”在于早期的风险监控。
当然，除了专业机构，硬件投入也少不了。如教室的照明卫生达标、可升降课桌椅的配备、校医务室的升级改造等。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拿出了真金白银。2018年初，广州市启动全市中小学校教室照明设备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市区两级财政共投入经费5.85亿元，涉及设备更新、线路改造、电力增容等。四川省攀枝花市投入360万元实施免费作业本政府采购制度，每年为11万小学生和初中生采购“防近视作业本”。
“考核”加“问责”，压力怎么加？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考核”和“问责”，能实现吗？以近视率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会不会催生“数据造假”？社会舆论普遍关注。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登峰介绍，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2018年基础数据将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门力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抽测复核。“每个省抽测1万名左右学生，是按照随机分层抽样进行的。”
目前，山东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扬州市等地已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降低学生视力不良率纳入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和班主任的考核内容，收到了一定成效。不少有“压力”的学校，在落实课间“阳光一小时”、保障体育课时间、提高体育课质量等方面做得较好。
“近视防控，校内容易校外难。”一位中学校长坦言，考核和问责压力只能从政府传导到学校、班级、老师，但很难撼动家长的“升学焦虑”。目前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校内减负校外补”，让学生学业负担雪上加霜。为了减少时间成本，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放学后上网课，进一步加重了用眼负担。老师“零布置作业”了，但有些“家委会”却发动家长给孩子布置作业。如何从入学、升学“指挥棒”上做好设计，加大对学生健康体质的考察权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部署。（记者 田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