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晚报记者林扬 唐霁云）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拥有一些生活照甚至一组精美的艺术照都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而且现在的照相馆不叫照相馆，叫影楼，但很多家长仍然愿意花更多的钱，带着孩子去影楼，给他们穿上华丽的服装，妆容美丽，摆出可爱的造型，一次给他们留下关于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可是在物质还显得匮乏的那些年代，很少人能拥有私人相机，整个桂林城里，也仅有不多的几家照相馆，所以，那时候的孩子们很难得才能走进一次照相馆，而且拍出来的也大多是黑白的大合影全家福之类。直到上世纪80年代，照片才慢慢从黑白变成彩色，去照相馆拍照也才变得越来越容易。
所以，不同年代的人们，对于照相馆有着不一样的儿时印象。
■图说
图1拍摄于1957年，右数第二个小女孩就是符俊璧，对于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的记忆十分深刻。
1957年，符俊璧（右二）与弟弟妹妹和表弟在桂林新光照相馆合影。（符俊璧供图）“拍照时我11岁，站在我身边的女孩是我妹妹，站着的两个男孩分别是我的大弟弟和表弟，骑在三轮车上的则是我的二弟，还有两个弟弟当时因为太小了就没有去拍照。”符俊璧说，拍照当天是外婆去南京的日子，母亲带着他们几个兄弟姐妹去火车站给外婆送行。
“当时舅舅在南京要把外婆接过去住，想到那一次分开后可能会很长时间都见不了面，母亲就带着我们一起去拍照留念。”她表示，后来几兄妹也都去南京看望过外婆，但再也没能像照片中那样凑齐过那么多人。
1965年，孙洁（前排左一）与弟弟、妹妹、母亲、父亲及保姆的合影。（孙洁供图）图2拍摄于1965年，左边的小女孩叫孙洁，当时4岁，右边的小男孩是她的弟弟，中间的小女孩是她的妹妹，后面的三个成年人分别是保姆、母亲和父亲。
孙洁告诉记者，照片是在南宁“新联艺”照相馆拍的。“当时父母工作很忙，家里老一辈也都不在身边，需要请保姆来带我们几个小孩，因为每天待在一起的时间很长，我们都把保姆当做家人一样看待，拍全家福也自然少不了她。”
在她的印象中，保姆从她出生起就一直在他们家工作，弟弟妹妹也都是保姆在带，小时候自己更愿意和保姆一起睡。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孙洁的父亲下放到桂林的五七干校，她就再也没见过这位保姆。
图3拍摄于1970年，是当年春节在全州照相馆拍的，最右边的小男孩唐再忠当时5岁，旁边的小男孩是他的表弟，左边的女孩是他的表姐，最后面的女孩是他的姐姐。
“我老家是全州的，虽然父母都在桂林工作，但奶奶姑妈都在全州，每年我们都会回去过年。”他告诉记者，照片中的表弟表姐是自己姨妈的儿女，小时候经常一起玩。
记者发现，相比起同时期其他的老照片，这张照片上的4个小孩不是规规矩矩地站着，而是稍微摆出了一些姿势，表情也笑得十分开心。“听表姐说这个姿势是我们自己摆的，也许因为当时照相馆里有玩具，所以拍照时也不那么拘谨了。”
石虹2岁生日时在桂林榕湖照相馆拍的照片。（石虹供图）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1986年，相比前几张的黑白合照，这张照片变成了单人的彩色照，坐在小汽车里的人叫石虹，这张照片是她两岁生日的时候在桂林很有名的榕湖照相馆拍的。
她告诉记者，当时已经实行计划生育，父母对子女的爱也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很多“80后”“90后”，都有了在照相馆拍单人照的待遇。
■读图
符俊璧告诉记者，在上世纪50年代，拍照留影真的是件很难得的事，只有在有很重要或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才会有机会去照相馆留影，所以2、3年能去照相馆拍一张照片就已经很不错了。当时这张照片是在新光照相馆拍的，据说是桂林最老牌的一家照相馆了，地点就在现在的十字街大世界那栋楼的位置上。
符俊璧回忆，那时的照相馆条件比较简陋，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的，照相馆里一般只提供梳子、镜子，有些照相馆会有简单的布景，但是背景图案都是固定的，顾客不能自己选择。
照片里那辆三轮车当时是照相馆的，专门为小孩子拍照提供的道具。“这家照相馆应该是当时条件比较好的一家，在那个年代玩具三轮车很罕见，一般家庭也没钱买。”她说，当时的年纪已经骑不了这辆三轮车，所以大家就让小一点的二弟骑了，但她的心里仍然很羡慕。
孙洁来到了桂林以后，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拍过这张全家福后，直到十几岁时，家里人才重新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当时读书是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2年，五七干校停办后，我们就搬家到了全州，1977年才又在全州拍了张全家福。”
孙洁回忆，70年代照相馆里的照相机还是那种很大型的立式照相机，摄影师需要把头钻进黑布取景，快门也是按一个气囊。“上世纪70年代已经可以自己选一些拍照的背景了，甚至会有一些房子窗台这样的前景供你选，人可以假装倚在窗台上，但是衣服还是得穿自己的，但服装一般要规整，不能穿奇装异服，否则摄影师可能会拒绝帮你拍。”
翻阅唐再忠家里的相册，记者看到他小时候拍过不少照片，但在照相馆拍的却不多。他表示，这是因为以前他母亲的一位同事很喜欢拍照，所以才留下了很多老照片。“但表姐和表弟在全州，而姐姐上学后回老家的次数不如我多，我们4个基本没机会一起拍照，这张照片也是我们4个人童年的唯一一张合影。”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彩色胶片和彩色扩印技术在照相馆中逐步普及，很快便兴起一轮照相热潮，黑白摄影开始受到冷落。“那时候私人相机慢慢多了起来，人们可以随意拍摄很多外景了，但照相馆技术先进一点，还是人们拍照的最佳选择去处。”石虹说，她的第一张照相馆的照片是自己满百天的时候在临桂照的，之后每年生日都会去照相馆拍一张作纪念。
她告诉记者，自己1岁的时候家里搬到了桂林，当时生日照片就是在榕湖照相馆拍的，还是一张黑白照，2岁的时候就变成彩照了。“那时去照相馆，衣服也还是自己的，但是背景是画在墙上的，每一面墙都画着不同的背景供选择，而且那时候可以选择的道具就更多了，花篮、汽车、茶几、沙发。”
上世纪90年代，去照相馆拍照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好像当时一些小朋友一年可以去好几次照相馆，而且照相馆数量也越来越多，照相馆开始提供衣服，公主裙、皇帝装什么的都有，最主要的是，小朋友照相也流行起了化妆和摆POSE，点美人痣、画大腮红的特别多。”石虹说。
■讲述
童年条件虽苦却很快乐
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符俊璧总会想起外婆，想起和弟弟妹妹共同度过的童年。
在她的印象中，外婆很喜欢她，小时候每逢周末，她都会去外婆家里玩。“那时候家里的条件不好，兄妹又多，有时奶奶也顾不上所有的孩子，每次去外婆家外婆都会给我买东西吃。”她告诉记者，直到现在她都记得外婆给她买的担子米粉的味道。
童年时期和外婆分开后，再见面已是1982年，当时符俊璧去南京看望老人，尽管外婆已经80多岁，但仍然很精神。“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都忘了，外婆却还清楚地记得，其实我们6个兄弟姐妹的生日她都记得很清楚。”
小时候父母亲要工作，奶奶又要做家务，因为是大姐，符俊璧也肩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她告诉记者，二弟小时候不愿去上幼儿园，总是哭闹，为了让他安心，她陪着他上了一周课。“最小的弟弟比我小9岁，以前我和妹妹下了课回家总是争着背弟弟，前不久我们几兄妹聚会，他还说自己是在我的背上长大的。”
孙洁来到桂林后，也肩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每天去上学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身体经常会感到疲惫。
“那时候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是生活很简单，上学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单休日的时候大家都愿意互相串门，那时候好像每家每户都不锁门。”孙洁说，她小时候玩得最多的就是跳绳、跳皮筋，让她印象最深刻的项目就是跳牛棚。“当时家的附近有很多牛棚，牛棚下面会铺稻草，我们几个小朋友经常会爬到牛棚的梁上，然后从高处跳到稻草上，真的很开心。”
看着老照片，唐再忠也回忆起他快乐的童年时光。他说，那年过年前父母给他和表弟每人买了一把玩具小手枪。“那时候的小孩对军人都非常崇拜，玩具枪很受欢迎，当时这两把小手枪属于比较高级的玩具枪，扣动扳机不仅有声响，枪口还会有类似火花的闪光。”回到全州后，他和表弟对玩具枪爱不释手，两人经常拿着枪玩耍，有一天姑妈看见两人玩得非常开心，便提议带他们去照相馆拍照留念。
唐再忠说，由于父母工作忙，小时候他跟着奶奶在全州住了几年，上学后每逢寒暑假也会回到全州。
“我还记得以前姑妈常去河边洗衣服，我们就会跟着去打水漂，或是到河里去捞鱼，还常常一起玩泥巴炮。”据他介绍，所谓的“泥巴炮”就是将一块黄泥捏成小碗的形状，然后再使劲往地上摔，“啪”的一声，泥巴就会炸开一个窟窿。谁的窟窿大，谁就是赢家，输的人要把手上的泥巴揪下一块，填补在赢家的窟窿上，最后谁的泥巴没有了，就算是彻底输了。
“现在的孩子玩的东西太多了，很少还会有人去玩泥巴，但对于我们来说，玩泥巴是童年的快乐，也是我最难忘的记忆。”唐再忠说。
石虹的童年时代，幼儿园里一般都会组织庆祝“六一”的活动。“儿童节真的是最开心的日子，学校会让所有小朋友表演唱歌、跳舞，爸爸妈妈也会带自己出去，可以尽情地玩。”石虹说，儿童节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七星公园或者文化宫，七星公园会去儿童游乐园，当时的文化宫里也有小型游乐设施，这些地方，都留下过她童年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