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晚报记者杨力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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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学校是主要的藏书机构
在清代以前，桂林藏书最主要的地方是在府学、书院等一些教育机构当中。宋代学制较为完备，官方除了在中央有国子学、太学等外，在地方还建立了府、州、县各级学校，作为文人士子学习的地方，讲习研经，科举应试。在桂林最为重要的官学是静江府学，它兴起于唐，位于独秀峰下。几经迁徙，后来确定在现在的桂林中学地址上。静江府学作为宋朝在广西最重要的官办学校，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规模也非常大，就读的生员多达两千余人，“一府新学，规模殆与辟雍等。”辟雍是中央一级学校太学的外舍，可容纳两千多人，远在广西的静江府学能有这样的规模，应该是不多见的。与府学相对应的，是官方在桂林周边也设置了完备的县级学校，有灵川县学、永福县学、阳朔县学、兴安县学等。这些府学、县学既是学习的地方，必然也聚藏了大量的书籍以供学员进行修习，成为当时藏书的重要地方。
钟文典《桂林通史》写道：“学校教育的发展，桂林讲学之风盛行，书院也普遍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南宋时期，书院形成定制，与学校一起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书院这种机构，自最早的唐代建丽正殿集贤书院开始，就表明了它的作用是储藏书籍为学士诵读的出入之所，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兼具社会教化和文化传播的功能，藏书、读书、修书、刻书等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特征极为显著。从这也可以看出书院是与藏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宋代桂林较早的书院有在静江府学旁边的宣成书院和全州的清湘书院，宣成书院建于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由静江知府朱祀孙创建，书院建有藏书用的藏太阁。全州的清湘 书 院 建 于 宋 宁 宗 嘉 定 八 年(1215)，以藏书著名，魏了翁《清湘书院率性堂记》记载：“吾友林仲山守全(全州)日，得柳候仲涂氏读书遗址，乃锄荒筑室，馆士储书，与邦人讲肆其门。”这是关于桂林书院藏书的较早记录。这两个书院建成后，当时的皇帝还亲自题写匾额赠与，表示朝廷对于书院建设的鼓励。
到了清代，桂林的藏书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不仅官府藏书、私家藏书还是书院藏书都达到了全盛，可以说藏书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桂林状元龙启瑞也是清代的一位藏书家，这是他的一副对联：“东山书卷南州榻，西极云璈北海尊。”（资料图）2
清代官方藏书主要保存地方文献
相对于江浙等一些藏书发达的地区来说，广西限于发展水平，其藏书风气没有那么兴盛，但到了清初，在到桂林工作的一些外地官员的影响下，人们也开始注重藏书。清初在广西文坛有影响的文人、作家也热衷藏书，也因此成就了他们在文学上的地位。桂林作为广西的省会，其藏书最为丰富，藏书活动日益频繁，成为广西的藏书中心。清代的桂林官府通过一系列大型的刻书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藏书的数量。
清朝初期当局对广西进行有效治理之后，开始重视文化教育，旅桂官员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广西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通过整理典籍、刊行付印的办法来保存文献。康熙年间桂林通判汪森在“粤西迭经兵燹，书籍荡然”的情况下，用了两年时间辑成《粤西诗载》、《粤西文载》和《粤西通载》，为广西的历史文化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资料。道光年间，广西巡抚梁章钜将古代至道光前历代广西诗人的作品及历代关于广西的诗歌作品整理刊刻成《三管英灵集》。同治年间，广西巡抚张凯嵩有感于广西诗人的作品“遗书经乱，或存或亡”，因此，四方搜求刊刻出《杉湖十子诗钞》，收录了常在桂林杉湖边“补杉楼”吟诗作赋的十位诗人的诗作。这些文献都及时补充了桂林的官府藏书，成为官府藏书的重要代表。
官府藏书的另一个来源是广西各级官府编纂付刊的通志、府志、州县志等。雍正年间，金鉷曾修有《广西通志》128卷，嘉庆年间，广西巡抚谢启昆又重新纂修《广西通志》，此外，据《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所引用的方志资料统计，广西各级府、州、县所修的志书有89种之多，这些志书也充实了当时的省会桂林的官府藏书。 核心提示：相对于江浙等一些藏书发达的地区来说，广西限于发展水平，其藏书风气没有那么兴盛，但到了清初，在到桂林工作的一些外地官员的影响下，人们也开始注重藏书。
桂林清代藏书家唐岳在雁山园有一座广西最大的藏书楼。图为雁山园一角。（资料图）3
清代私人藏书“物尽其用”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文化进入稳定的发展，书籍刊刻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兴盛，尽管广西的经济基础薄弱，但是清代的广西人文蔚起，才子辈出，而文人学士当中不乏好读书好收藏的人，因此广西的私人藏书风气也日渐浓厚，私家藏书日渐兴盛。
旅桂文人对于广西私人藏书发展的影响和带动不可忽视。雍正二年，李绂任广西巡抚，为修《广西通志》，“载家藏书三千余部”入桂;乾隆时期李文藻担任桂林府同知时，“随身万卷”来桂;嘉庆时期谢启琨从浙江来到桂林任广西巡抚，“载书八船无它物”。这些旅桂文人带来的丰富藏书，让当时的广西文人大开眼界。此外，在外地做官的桂林文人，也通过搜求图书带回桂林增加了不少书籍，广西桐城派五大家之一，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吕璜在浙江当官二十年间，“所收法书名画多至数百种”、“篋种三万卷，廿年枉相随”，吕璜的这些藏书最后成为他主讲的桂林经古书院、秀峰书院的藏书。
明末清初全州人谢良琦的私人藏书之多，以至于专门兴建了一个叫“积书楼”的藏书楼来藏书，他的藏书还有副本，专门用来随身携带阅读的，此外遇到一些无法得到的图书，他还借来自己刻书以便收藏。
一代名臣陈宏谋一生著述甚丰，他搜集了很多有用的名篇片段、名句整理成为《五种遗规》，广为刊布，他所采集的图书多出自家藏，朱凤森就有诗说这个事情：“从政有遗规，始就榕门钞。”在诗中注说：“陈榕门大学士，家藏书最多。”家藏图书不仅使陈宏谋学养深厚，而且也惠及子孙后代，形成了热爱读书的家风，清代科举仅有的两个“三元及第”状元之一陈继昌，就是陈宏谋的玄孙。
侨居桂林的诗人李秉礼也因为家庭环境优越，热衷于藏书，“藏书旧有屋三间”、“床头堆万卷”、“庐中何所有，插架万卷书”。李秉礼并不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为了读书，他还写诗嘲笑那些只顾收藏书的人说“终年不一览，空饱蠹鱼腹。”李秉礼的藏书嗜好还影响了其子李宗瀚，李宗瀚也成了藏书家，热爱收藏书画和金石文字，而李宗瀚也以诗出名，是桂林诗人“杉湖十子”之一。
著名的壮族诗人郑献甫不但在秀峰、桂山、榕湖等书院讲学，还有《手批十三经注疏》等大量的著述传世，是一位在全国都有知名度的文人，他能在偏远的广西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这与他重视藏书分不开。他生活简朴，除了读书藏书之外没有其他的嗜好，晚年仍过着简朴的村居生活。藏书对于郑献甫来说既是治学的手段，又是陶冶情操的爱好。
临桂的况氏也是清代著名的藏书世家，据况澄自述，其家藏本朝人的诗集就有四百几十种之多，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他的母亲朱镇是广西有名的女词人，侄子况周颐是著名的词坛大家，这些成就与他们况家的丰富藏书是分不开的。
道光二十年解元、临桂的唐岳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有一个私人园林“雁山园别墅”，就是现在位于雁山区的雁山园，里面不但是一个“岭南名园”，还有一个著名的藏书楼“涵通楼”，是当时广西最大的藏书楼。“涵通楼”号称藏书十万册，数目或许夸张，但也说明了其藏书的丰富，友人对他的藏书有记载，“家藏善本书至数千卷”，“唐仲实(唐岳)所筑雁山园，有层楼巍耸，是为涵通楼，斯园之主楼也，往者藏数万轴书于此。”
古代桂林人藏书多出于读书治学，很少有为藏书而藏书的，比如桂林状元龙启瑞也喜欢藏书，他就说过“夫书者，道之所存而又为余之所好，而将来未能有所止也”的话，表示自己藏书是出于爱好，又是自己寻求“道”的途径。
吕璜则认为藏书的目的是为了立德、立功、立言，把藏书的目的提升到了更广阔的层面。所以不少人的藏书也各有侧重，词人王鹏运注重词集的收藏，“好收宋元词”，李宗瀚则喜欢收藏书画和金石文字。更多的桂林人则是把藏书用到极致，陈宏谋自称“视读书如性命”，龙启瑞“未尝一日稍废乎学”，其他藏书家也都是“手不释卷”，正是由于孜孜不倦地饱读诗书，他们大多在治学上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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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资助清代书院藏书
书院的藏书在清代也达到了鼎盛时期。朝廷也重视书院的建设工作，雍正时期，桂林秀峰书院、宣成书院就得到了朝廷“赐帑千两”的资助。而书院的藏书来源也从官方到个人都得到了充实，康熙二十一年(1682)，桂林府学教授高熊徵请求时任广西巡抚的郝浴恢复宣成书院后，又以官吏捐资购置经史子集百家书籍于宣成书院。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广西巡抚陈元龙于桂林栖霞寺旁兴建栖霞书院，内有丰富的藏书。乾隆元年(1736)，秀峰书院得到了皇帝的赐书。嘉庆四年(1799)，广西巡抚台布贮书籍于秀峰书院。吕璜晚年辞官回家受聘讲学于桂林榕湖、秀峰两书院，将其多年收藏的万卷珍贵书籍藏于榕湖秀峰两书院中，为培养经世之士提供了图书资料。
同时，书院自己也会刻书以充实藏书，1724年李绂任广西巡抚，除进一步修复宣成书院，还“刻韩子粹言及诗论数种”。
清光绪十九年(1893)桂垣书局刊本《春秋毂梁传 卷一》。（资料图）1891年，广西巡抚马丕瑶在桂林秀峰书院的西侧，建成了桂垣书局藏书楼，刊刻书籍，并且大量收藏图书，还向各省请求赠送图书收藏，很快得到7省401种至少4010册的赠书，为后来桂林图书馆创建时的库藏奠定了丰厚的家底。桂垣书局的建立，标志着广西开始出现了图书馆，在桂林图书馆出现前一直是广西最重要的公共藏书和观书楼，而且桂林图书馆最早的一批藏书也主要来自桂垣书局，所以现在广西桂林图书馆的历史，在渊源上可以上溯到桂垣书局的置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