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4位“大家”，40年立法峥嵘路
新华社记者王琦、陈菲
大雪节气的北京，寒风凛冽。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却温暖如春，气氛热烈。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改革开放40年全国人大立法与改革采访座谈会。座谈会主角，是40年中国立法进程的四位亲历者：
杨景宇，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
胡康生，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
乔晓阳，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
张春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
“四位元老级的立法巨匠，亲历40年来法治建设历程，参与或见证了重大决策和重大立法。”
面对现场25家媒体记者，主持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李连宁的介绍，让大家倍感期待。
四位年龄加起来超过300岁的“立法巨匠”，精神矍铄，40年人大立法的点点滴滴，在他们中气十足的话语中，像一幅画卷，铺展开来。
今年82岁的杨景宇老人，曾亲身经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开局。
他介绍，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一成立，就着手制定当时急需的七部法律：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当时条件真苦啊，热情却真高啊！没有电脑，打字员就用咯噔咯噔响的设备打字，人大机关没有印刷厂，我就凌晨送到公安部那边去印刷，告诉他们早上8点前要送回人大。”他说，那段岁月，只争朝夕。
1979年，这七部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由此，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希望。
“难忘开头啊，我印象最深的，永世难忘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后民主法治从什么地方开始！”杨景宇说完，大家不由地鼓起掌来。
如今，对专利的保护，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然而，参与起草专利法的张春生介绍，20世纪80年代起草该法时，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
“有反对的声音，理由是不立专利法，就能‘一家花钱引进，百家使用’，为此，当时有位同志写了很长的论证文章，立论就是不搞专利法。”
后经多方努力，专利法于1984年审议通过，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当时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说，中文真奇妙，用六十几个条文把三个专利说清楚了。”说到这，张春生难掩兴奋，“这个法实施第一天，国内外申请就达3455件。”
刑诉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也是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时代发展，1979年审议通过的法条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情形。
“当时有个案例，收容所的警察都换了好几个了，被收审的人还关在那里，因为关的时间太久，结果谁也弄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被关进来。”曾参与90年代刑诉法修改的胡康生说。
疑罪从无，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改革法院庭审方式……修改后的刑诉法，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
“当时领导出访，听到好几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都在称赞中国刑诉法的修改是人权、法治的一大进步。”胡康生介绍，随后立法机关又趁热打铁，于第二年修改了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等原则，取消了三个“口袋罪”……
“改革开放40年，我参与立法工作只有35年，比他们资格都浅。”乔晓阳以这句自谦的话，开始了他的讲述。
他用“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这句俗语来形容立法法通过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打架的情形；
用 “鸭子浮水”来比喻曾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情况；
用“既好看又好吃”，来讲稳定性、可行性、前瞻性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
在讲述那段“民告官”立法的经历时，他还请坐旁边的杨景宇“出马”：“景宇同志亲身参与了当时的立法，请他来讲一讲。”
据杨景宇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在制定海上交通安全法时，涉及港监部门能不能成为被告的问题。当时的一位交通部领导说，他在海上跑了多年，当过大副、船长，美国、日本港监部门的行政处罚都是不能告到法院的。
“为此，我回家连夜查国外的资料，发现那位领导讲得不对，是可以告到法庭的。”说到这，老人还举了举他带来的资料。
眼看着时间已近中午，主持人提醒了一下时间。但很想把故事都透露给记者的杨景宇老人说：“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啰唆，但我保证20分钟内讲完，给大家吃饭的时间。”
在场的记者们发出了会心的笑声。老人讲了整半个小时，但大家仍听得入神。
提问环节，几位讲述者凝神倾听，把记者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铅笔尖在纸上快速划过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听来格外清晰，他们的回答也如法条般条分缕析。
一天采访结束，走出大会堂时，已是华灯初上。
回味这一天，意犹未尽。记者听到的，不仅是40年法治进程中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立法故事，更体会到了立法人身上的那种严谨细致和澎湃激情。
在几辈立法人不懈努力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立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并且不断完善发展。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改革永无止境，立法也是这样，相信我国的法律体系会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乔晓阳对新华社记者提问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法治进步的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