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的传奇不止于“网红”
文/郭烁
发于2020.9.28总第966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7年的一天下午，我终于把奥康纳和金斯伯格的合传《温柔的正义》(Sisters in Law)校对完毕发还给编辑，在康奈尔大学著名的大斜坡(The Great Slope)上漫步，看着远处的五指湖，就在想当年胡适和韦莲司在这里时是什么样子，金斯伯格和马丁在这里时又是如何。
后来，我开车穿过奥巴尼去波士顿参观哈佛，跑去位于曼哈顿116街的哥大，尤其是路过新泽西的罗格斯大学，如果再加上俄克拉荷马的希尔堡，那几乎就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这个神奇女性一生中的全部重要时点了。
金斯伯格去世以后，中文社交网站上对她的描绘或者人云亦云，或者将聚光灯指向她最后十年的“博出位”举动以及她的爱情生活，而对她50年以来，在性别平权方面的成就不求甚解，只是将对她的纪念“饭圈化”，那是一种悲哀，甚至是对她这一生为之奉献的事业的亵渎。
金斯伯格之所以成为金斯伯格，是因为她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法学家，一个在历史洪流中值得被永远记住的性别平权运动者。
开创性的种族平等到性别平权
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正当程序革命”以降，虽然最高法院在多个平权领域硕果累累，但其应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司法逻辑中，从来对“平等保护”的理解都最多限于种族歧视，而拒绝扩展到性别歧视这个层次。而金斯伯格几乎以一己之力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在相对保守的伯格法院主持下，“正当程序、平等保护”的外延延伸到了性别领域。
我无法特别恰切地描述这个“延伸”的当代意义以及在当时惊雷般的社会效果。因为在这之前，女性的社会分工有着从宗教到社会心理的多重意味。当时“男女不同才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简直是社会共识。
例如在里程碑式判决弗朗蒂罗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下判：美国军方给予军人家庭成员的利益不得因性别而有所不同。当时军队的律师振振有词说，女性怎么能和少数族裔相提并论？女性数量和男性基本持平。这是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第一次口头辩论，听过她说话的人都知道，她不是口若悬河、雄辩滔滔的那类律师，而是坚定却娓娓道来的那种。在这次12分钟的答辩中，金斯伯格条分缕析，就人数多少问题大体是这么回答的：少数不少数不重要，弱不弱势才重要。女性1920年才有投票权，在社会就业、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处于被歧视地位，一个明显弱势于男性的地位。基于性别的歧视当然应该适用严格的审查标准，适用联邦宪法第五、第十四修正案实现男女平权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责任。
最终，金斯伯格方以8:1赢得了该案(布伦南法官执笔多数决，唯一投反对票的是未来的伦奎斯特首席)。
为什么在提起平权的问题上，我不愿意说金斯伯格是“女权主义者”，稍微了解一下她这几十年做的，就会看到性别平权的问题，绝不单单限于女性。最经典的案子，就是1975年判决的维森菲尔德案。
维森菲尔德的妻子波拉特切克在孩子分娩的时候去世了，留下维森菲尔德一人抚养孩子。根据当时的社会保障法，只有寡妇能领社会救济，男的不行。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牵头以满票裁决的方式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金斯伯格作为代理律师声名大振。
另外比如在里德诉里德案中，她提交了长达88页的摘要(金斯伯格并非本案代理律师，只是提供了这个摘要)，其中概述了现有法律中压迫女性的几乎所有方式，在法律史上被称为“祖母摘要”(grandmother brief)——女权主义律师多年来一直以此为依据。
1996年，一位高中女生想要就读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但被校方以只招男生的原因拒绝。她因此提起了对弗吉尼亚州的诉讼，认为此招生规则违背了宪法中的男女平等原则。
这是金斯伯格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职以来，接手的第一起关于女性权益的案件。案件获胜了，金斯伯格明白，“任何看起来像是对女性的特别优待，最终都会反过来限制她们。”
性少数群体的偶像
为什么金斯伯格在全球都被LGBT运动或者说性少数者封为偶像？自1996年开始以2015年为终，金斯伯格在法律层面，有意与无意之间地开启、推动、完成了一系列对于性少数者的非歧视化、权利平等化或者说正当化的重要判决。
1996年的Romer v. Evans案中，金斯伯格持多数方(6:3)裁定科罗拉多州宪法修正案二，即关于废止保护性少数群体的法案违宪。2003年的Lawrence v. Texas一案中，裁定在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下，性少数群体的自愿行为不受州政府干涉。是的，这个案子又是6:3票数下判的；少数方同样为伦奎斯特首席、斯卡利亚和托马斯联席大法官，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为何金斯伯格去世后，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下一个大法官的人选都格外紧张，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确实极为重要。在2013年U.S. v. Windsor一案中(5:4)否决了1996年《联邦保卫婚姻法》(DOMA)中关键条款的效力，即认为该法将“婚姻”一词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合法婚姻”无效。
直至2015年，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后，推动完成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就司法逻辑而言，金斯伯格在该案中对于保守派质疑的反驳相当睿智。这里只举一例：保守派的重要立论即为婚姻和生育的关系，金斯伯格反驳说，那么当一个妇女到达不能生孩子的年龄时，是否婚姻就不受保护了呢？
“正义的灯塔”
2011年金斯伯格在参加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Law)的一次活动中说道：“我希望人们将我视为这样一名法官：她已竭尽所能，保持这个国家之所以成就伟大的内核，并且使得有些事情比我没有在的时候要好一些。”
金斯伯格经历了五次癌症发作：1999年的结肠癌，10年后的胰腺癌，2018年的肺癌，然后在2019年的胰腺癌和2020年的肝脏病变，直到这次胰腺癌并发症全面恶化——再加上2014年心脏手术放进几个支架。在以上的情况下，截至2018年底，金斯伯格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口头辩论。尤其是2009年胰腺癌手术之后三周，当金斯伯格出现在国情咨文演讲的大法官席位上时，按照《纽约时报》的话说，“全美惊呆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了解金斯伯格这20年都经历了什么的人，是不会理解为啥罗伯茨首席说她是个“玩儿摇滚的”(rock star)。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说，金斯伯格“是正义的灯塔”。
金斯伯格已然远行，但对于她的争议早已开始。许多人认为美国现在所谓BLM(黑命贵)运动的走样和自由派大法官为这种思潮张目有很大关系，金斯伯格不是在执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解释甚至创造法律。
我觉得如果真正看到金斯伯格半个世纪以来的所作所为与成就遗产，尤其是性别平权进步中的诸多决定性贡献，可能分歧就会弥合很多。在未来的民意调查中，这个1米55的小老太太很可能成为比肩马歇尔、霍姆斯还有卡多佐，成为灿若群星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耀眼的那一颗。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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