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化本身就是痛苦的
理解日本近代化的四把钥匙
到东京没多久，我就完成了沿着“皇居”的跑步。跑一圈是5公里。来这里跑步的人很多，包括村上春树也曾在这里奔跑。不过跑的时候你能看到，每个人都在孤独地奔跑。
这是挺神奇的一幕，很多人围着“皇居”默默奔跑。内侧是安静的“皇居”，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今年正好是令和元年，新天皇即位，但是在跑步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一丝新的气息。外侧是现代化的都市，和“皇居”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两个世界的中间，是充满历史感的护城河。
三谷太一郎的著作《日本的“近代”是什么》，把天皇制看作日本走向近代的四个要素之一。
《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作者：[日]三谷太一郎
译者：曹永洁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定价：69元
1916年，日本人吉野作造在一篇论文中讲述了他在德国考察遇到的故事。据说德国皇帝因事驾临汉堡，市长盛宴款待，在欢迎致辞时，称皇帝为“我的同事”。吉野作造听说后大为惊讶。在日本，这样的场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天皇不会随便到一个地方去，这样的“称呼”更不可能。
明治维新成为日本走向近代的一个标志，结束了幕府统治的日本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当时的日本是被美国“黑船”强迫打开国门的，日本精英普遍相信，只有向欧洲学习，建立近代文明制度，才能避免亡国的危险。在制度设计上，天皇就被推到了整合权力的君主的位置。
天皇比幕府时代的将军地位更高，却也因此成为“半宗教性”的角色。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日本现代宪法的缔造者，都期待天皇能够扮演类似欧洲基督教的“宗教角色”，成为日本人的情感纽带。天皇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不负责具体事物，因此也就没有“法律责任”。在天皇之下，再构建一个功能主义的、三权分立的现代政体。
这是日本近代体制上与欧洲和美国非常不同的地方，也为后来的局势埋下了祸根。比如在“二战”时，有些日本高级军官明明亲自下了屠杀令，却能心安理得地从责任中解脱出来。审判战犯的时候，美国人发现很多职位很高的将军都“没有主见”。他们反复辩解，“自己只是贯彻天皇的指示精神”。看到那些战犯竟然一脸无辜，军事法庭的法官一度怀疑翻译出了问题。
三谷太一郎这本书出版于2017年，今年就推出中译本，显示出中国出版界的眼光。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开始于十多年前的一场重病。那次他做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差一点死掉。作为日本的重量级学者(他曾获日本文化勋章)，他把这本书戏称为“老年学问”。一个学者到了老年，就没必要再为功利目的写书了，这时候反而获得一种思考的自由，可以摆脱学科的束缚。作为法学教授的他，在病床上读夏目漱石的文集，获得了灵感。
作者对“近代”的定义，来自于19世纪后半叶英国新闻记者沃尔特·白芝浩。和马克思同时代的白芝浩，从牛顿的物理学和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学中获得灵感，提出“政治的自然”的概念，在政治学中打开了“自然学”的新维度。白芝浩把当时的欧洲定义为“近代”，认为这是“基于讨论的统治”。白芝浩的这一观点对当时立志向欧洲学习的日本精英有很大的启发。如何复制一个欧洲的模版，成为他们的课题。
三谷太一郎几乎完全沿用了白芝浩的分析框架，从四个要素来看日本的近代是如何形成的，分别是：政党政治(讨论的政治)、贸易(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日本如何成为殖民帝国)以及天皇制。这四个要素相互影响，可以看成是理解日本近代化的四把钥匙。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问题史的考察”，其实讨论的就是这四个问题的演变以及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三谷太一郎采用的完全是白芝浩的框架，但他却像前辈丸山真男一样，更多挖掘的是“日本故事”。新渡户稻造在甲午战争后写出《武士道》，冈仓天心在日俄战争后写出《茶之书》。这两本书都是在美国用英文写成的不朽著作。他们面临着西方的文化压力，试图来“解释日本”。他们分别创办东京女子大学和东京艺术大学，既有西方的“心知”，又在重塑日本传统。这也是近代日本的一个面相。
日本的近代化，并不是完全照搬欧洲，事实上也照搬不了。这一历史过程是漫长的转型，它本身就是痛苦的，有不少日本思想家、改革家都在这个过程中遇刺。这一过程更给邻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读三谷太一郎这本书，能够明白这种痛苦的根源。
文/张丰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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